明知道

当值1997年香港回归，我还在读初三，百人毕业生闹着和班主任PK要看香港回归的直播，但是老师是坚决不允，担心耽误我们的升学考试，影响升学率。以往晚间自习时间向来是“无人值守”的，那天晚上三个毕业班的班主任都坚守岗位，丝毫不敢松懈。晚自习的间歇时间，我们就叽叽喳喳的站在教室一头的土包上，望着满天的星星，为不能亲历这一历史时刻而长吁短叹。吁了一阵就要回到教室里，继续上自习。外边偶尔几声蛐蛐响起，然后是纸上写字的刷刷声。

晚自习结束就各回各家了。次日班主任在课堂也是唏嘘不已兼丝缕歉意，在当时看来，那毕竟是故土回归的大事件。校园里关于1997的歌曲被广为传唱。学校在激越的气氛里还是让毕业生“恪守职责”，虽然当晚多半心思被香港勾去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是临考前学习查漏补缺的时间在老师眼中的珍贵程度比我们要深厚很多，虽然我是后来才明白那段时间的宝贵。

我们的教室在一排大瓦房的西侧，教室西侧和后面是一片庄稼地。每逢春季学校请来外面的人播种，到了秋季分片给各个年级收获。农作物往往是玉米，到了夏季玉米顶起穗子，小玉米开始孕育，株株之间被墨绿的叶子连接着。说起来，对这片玉米也算不上呵护，除了施肥除草，也没有特别的照顾。淘气的可能会在课间打闹时弄倒几株，不会有太多的损失。记得有学长说，有一年种的是六伟（高粱的一种，秸秆到成熟时含糖量次于甘蔗），到了高粱红脸时，被学生生生折了半铺炕那么大一块，高粱穗子被扔到了田地深处，老师也奈何不得。后来索性这片庄稼地就玉米、玉米了很多年。我毕业时据说承包出去了，也是玉米。

学校距离家有10里，上下学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夏季天气晴好，我就骑车回家吃饭。时间上刚刚好，沿途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太阳虽然火辣也不觉得酷热难当。那时很喜欢骑车，所以中午回家更多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一路要经过两个河道，雨天就不能那么尽性而为了。那时下雨的过程很是缠绵，天黝黑黝黑的吓人，乌云漫布，但是仍不下雨，待乌黑和深黑的云融合得浓淡均匀了，才几道闪电，几声惊雷，然后大雨瓢泼挥洒，也就阻断了我回家的路。

两处平日干涸的河道但凡降雨，必有洪水。距离学校近的河道，洪水浪高曾有3米，河面宽逾百米，两侧的人家全是密集的杨树榆树就是为了应对这洪水而年复一年栽种起来的。另外一个河道更是吓人，由于河道不宽，洪水流速快，道路经常被冲断，曾有一莽撞的司机欲开车穿行，不足1米深的水愣是将车冲到了下游，埋了大半个车身。

每逢雷雨、暴雨的天气，老师总是如老母鸡一般将我们圈在教室里，不准回家。待得河水小了，才放我们这些人随着带队老师回家。有时，若暴雨在放学还不肯停，我们就只能也如住宿生一样住在学校里，不同的是，我们住在学校的桌子上。

那时，特别想家。虽然离家10里，但还是想得很，不回不行。大概是1996年初春，乍暖还寒，上学还晴空一片，到了8点就雨雪滂沱。开始是大雨，后来是大雨夹雪。到了中午放学的时间，雨夹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我的表哥和我还是决定要回家。从教室里出来，还没有走到停车场，浑身已经湿透。学校地势很高，到公路有一个曲折的坡道。走到学校大门，差不多走了10多分钟，瓢泼的大雨夹着被打湿的鹅毛大雪，几乎让人窒息。借助大门口的坡度骑上了车，感觉渐渐适应了稀薄的氧气。

在村中的公路行走还好，风感觉并不明显。出了村，斜斜的风让前进变得愈加艰难，每蹬一下车几乎都使的是全身的力量。遇到坡，我们就下来推着跑，脚下的雪不雪、雨不雨似糨糊的东西积有10厘米后，踩上去就溅起一片，落在地上，和雨雪拍打大地的声音、风声混在一起，也很好玩。走到路程的一半，渐渐感到饿和冷。风比之前大了些，风向恰好和我们行进的方向相反，行进距离并不和蹬车的力度成正比。风大时，平坦的道路我们也要推着跑。后来索性就不推着，因为冷，浑身湿透，小风大雨大雪加身，已经被冻透了，与其推着不如骑着暖和些。于是无论平地还是上坡，就在公路上画折线。那天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就我们两个。四野空旷，一片白茫。到家手已经不能弯曲，在热炕头愣是晤了半个多小时。

冬季下雪一般会下上两天，雪边下便被公路上的车辆压的瓷实起来，远望去耀眼，走上去要倍加小心。被压实的雪凹凸不平，一走神就容易从车子上摔下来。那年放寒假，大雪恰好停了。马路上的雪“盖子”足有2厘米厚。有人喜欢快速的骑车，然后突然刹闸，车子带人就来个180度大转弯。我技术不好，摔过一两次。

当一个人在遇到个体无法对抗的生存困境和威胁时，他会去向媒体需求帮助、声援和支持。这在今天几乎看上去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事者满怀期待，向这颗甚至可以称为救命稻草的媒体寻求帮助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或者不应该将这过重的道德负担加于媒体之上，但是，新闻的“潜规则”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一次是在公交车上看到桥下发生一起机动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骑自行车人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地是东西向的十字路口的转弯处，这个东西向的道路在高峰时段堵车严重，机动车冲上自行车道大抵是为了便利。当时我致电京城第一都市报，当值的接线员说：警察到了吗？伤还是死？当听说警察到了正在处理，接线员很委婉的说会告诉社会版的记者是做还不是不做。显然这样不具有眼球效应的新闻被放弃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警察以违反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处理之后，事件也就悄无声息的了去。只是，如果这起事故中有人死亡，这条新闻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个时常拥堵的十字路口类似的事情真的凭借警察的处理就可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反过来说，即使新闻报道了，就能避免类似交通事故再发生，甚至致人死亡？不能。媒体只是新闻的载体而已，附和媒体的说法是”我们也要生存”。

另外一次是一家鞭炮小作坊发生爆炸，死亡人数不详。当地官方常态处理，赔偿了之。联系了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实习记者转给了他的“带头大哥”。后来也就寂然无息了。这个出事的鞭炮小作坊所在的市县将花炮当作一个产业来抓，事件的低调处理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更好的“推进”产业化进程，于是在这个原本人均土地偏少的地区的农田之上矗立起一间间行似小庙的烟花制作车间，和每年秋季至冬季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人的生命非正常的陨落于硝烟。

相比这些不轰动和不刺激的新闻，有些人是幸运的，比如铁链娃。铁链娃从无人管、被拴到被幼儿园接待、入学，金蛋是幸运的。类似这样的孩子在北京绝不仅仅只有铁蛋一个，说铁蛋是幸运的，因为别的孩子不会这样幸运。记者将事件挖掘披露出来，记者应该被人们尊重。但是，那些孩子，那些不为生活缺乏照顾与呵护尚无人知晓的孩子将何时能等到一个和金蛋一般可享受灿烂阳光的早晨呢，这个时节何时才可以到来。

媒体发言权的魅力可以扭转事态发展，于是，媒体承载着太多的期待，甚至是梦想。有限的版面其实注定无法照顾每一个新闻事件。黯然之下如何消解需求和承载期待，或许该融入传媒博弈学的眼球效应之中。两会代表走进唐家岭，掉下了眼泪。相信其中蕴含了感慨与伤怀。唐家岭被发现，我们更期待那是一个梦想的开始。媒体的关注，事件有了解决的希冀。媒体视线转移离开，解决进程往往戛然而止。

新闻的冷酷面孔逐渐清朗，当生命逝去成为常态，当受众不为所动，当媒体不以为然，当受众司空见惯。我们理解传媒经营的商业，我们理解传媒发展的亟需，生命与进步，需要温暖和明晰的累积与进取，当旁观者也开始自省，（待续）

2010年春运火车票实名制在局部省市实行，从目前的实施成效上来看虽然未能彻底的“票贩子”，但是有效的遏制了高价倒票的现象。从这一点上说，实名制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实名制车票泄漏个人信息的新闻最近甚嚣尘上，但是，这是个伪命题。

实名制火车票上的个人信息包含姓名及身份证号，这的确属于个人信息，但是这不是隐私，而是公开、公共信息。别人喊你的名字，你不能说他侵犯你的人权。电话刚在中国普及开来就有了电话簿，上面不仅有姓名还有家庭电话。电话黄页现在也有，目的不是说为了“泄漏”，而是为了方便。身份证号码比较特殊、敏感，唯一，作为身份识别的凭证和包括财产在内的重要信息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的身份证信息并不是“隐私”，银行知道，有商务往来的企业也知道。所谓实名制火车票泄漏个人信息偷换了概念，公开的信息何来泄漏之说？

新闻上说，一张有个人信息的废票可以卖到18元，用作制作假证或用于其他非法途径。我没有查法典，不知道法律对于伪造、复制他人信息是否有相关规定。我知道，伪造他人身份信息已经是侵犯了姓名权。但是在以往涉及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中罕见对侵犯姓名权的问责。如果身份权有明确严密的法律保护，对于侵犯身份权有严厉的惩戒，公民身份权才是有安全保障的。记载个人信息的废票如此有市场，成为一些犯罪分子和企业眼中的肥肉，也说明非法经营的违法成本很低，甚至是没有。

废票上的个人信息用于伪造假证，这个有点不可思议。虽然，聪明的中国人善于山寨，但是“科技含量高”的磁卡二代身份证有那么“脆弱”吗？不法人员能将核心的磁卡也复制了？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证件犯罪，这个好像也不可能。银行的身份识别系统和公安部联网，连小城市的旅馆都有了二代证读卡器，身份证放上去个人信息就一览无余。除非这些都不具备防伪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凭借一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犯罪，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共信息系统的安全就十分堪忧了。

铁道部实名制是为了遏制票贩子，在新版火车票上使用了二维码，二维码包含了日期、车次、到站、铺位等诸多信息。实名制在火车票上的体现就是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既然个人身份信息属于个人身份权已是常识，铁道部应该也是知道的，那为什么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这两条信息不能二维码呢？火车票发售时利用设备将二代证信息和火车票关联、火车检票将二代证信息翻译成身份信息已经实现，有理由确认在技术上将个人信息二维化不存在难题。今天铁道部负责人出来说“实名制泄漏个人信息是个问题”，我们期望铁道部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上出现质疑实名制施行是“为了证明实名制不可行”的声音，纵然实名制施行之初是为了打击票贩子，要说的是，实名制可以遏制票贩子，不可能“消灭”票贩子。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将实名制坚持执行下去》，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票贩子和利益既得者决不会这么想的），中国的一票难求不是票贩子的问题，而是对票贩子背后供票者监管不作为和火车票分配不透明的问题。

实名制“泄漏”个人信息确实在当前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也更不是因实名制“泄漏”个人信息而否定实名制效用的理由，不能如《小马过河》中的小马般因松鼠“会被淹死”的言论而惧怕停滞不前，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在法律和技术上进行规范和完善，向公民社会迈进的中国必须有这个能力。

前日，乘坐以拥挤著称的300快路公交车，两男子因挤车过程中互相挤到对方，开始是言语谩骂，后来大打出手，两人头部均挂彩。售票员要求司机停车，车没有停。售票员说“后面打架都要出事了，停车啊！缺心眼”之后司机停下了车。因为被挤了下，轻则出言不逊，重则拳脚相加，类似的情景并不鲜见。

可以说他们没有素质，可以说他们没有礼貌，可以说生存压力都很大，火气也比较大，但是这并不是动辄就暴力施加于他人的理由。如果两个人有一个愿意说对不起，或许就不会发生肢体冲突。如果将这归于没有“礼貌”，那么礼貌这一道德层面的约束力实在是太差了。

小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待人要有礼貌”，有礼貌是对的，有礼貌是好孩子；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礼貌。可以说这个“礼貌”是做给别人看的，通过礼貌获取周围人的正面评价和认可。上面的两个人被挤了——应该说被周围的人挤了——互相认为是对方挤了自己，觉得自己受到了对方逾界的不合理侵犯，于是礼貌就一文不名了，“我为什么要有礼貌啊，我的权益遭到了侵犯，我要维护我的尊严”。

两人都是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来进行推定，包括提到的售票员也是一样。显然这种自我为中心、于己有利的判断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如果对他人有最基本的尊重，不经意与他人有身体接触，会意识到自己要对这个不经意的接触负责而说对不起，那个售票员也不会说出“缺心眼”这样的话。

一个人有礼貌，只是表面上的尊重，不代表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真正的尊重发自于内心，为他人着想，理性，包容，克制；更与素质无关。尊重别人的人，表现出来有礼貌；有礼貌的尊重，它可以装出来，当装不下去的时候，就会露出礼貌背后隐藏的真面目。

素以“礼仪之邦”为傲的我国，公民教育中的“礼貌”不如以“尊重”代之。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列车晚点，站长道歉，确为铁老大向服务型企业转变迈出的一大步，但是照本宣科朗读式的致歉，不像尊重，更像是礼貌。

当一个已经学会走路的小家伙，终于挣脱了大人的怀抱，想要自己向前冲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奋？！自己向前走，走在路上，向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有引发和刺激孩子一看究竟的东西——奔去。这是小家伙作为一个生命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喜好去干的事情。无论这个新奇的事物还是这个过程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过程是自由的。成人欣喜看见孩子从襁褓到站立、直立行走。虽然孩子在此时不善言语，但是，这个受到鼓励的行动在孩子心里留下自由舒展的烙印。孩子的笑和欢喜与大人的高兴其实是孩子与大人一起分享喜悦的过程。大人的笑，给了孩子最好的鼓励。

当孩子再大了一点，跑动自如，大人就觉得孩子不听话了。孩子总是四处乱跑，怎么叫都叫不住的。在孩子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是陌生而新鲜的，这些新奇的东西让孩子好奇，他都想去看一看，摸一摸。大人总是很积极的制止，担心危险，担心孩子受到伤害；把孩子当成一个小鸡，始终罩在母鸡的翅膀之下。

于是孩子的自由被大人束缚了。孩子在大人反复的教诲下按照大人的规矩和法则行事，有了“乖孩子”美誉。其实孩子是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来迎合大人的喜好，孩子需要大人给的赞誉和褒奖，甚至是安全感。如果不按照大人制定的规则，就会遭到训斥责罚。孩子会疑惑为什么原来疼爱他的大人们会训斥他，不像最初一样鼓励、分享自己的快乐？既然大人不喜欢，那就是不好的。所以孩子会遵从“戒律”取悦大人。

大人会说，是为孩子好。不安全、泥土是脏的、会生病啊。这些理由都很对，但是，如果大人能够在给予孩子充分的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给孩子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大人都太希望自己省事，太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成长。有很多大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就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因为孩子是我的”。

孩子非自由的状态下成长，大人的要求会使与孩子的亲密关系疏离，甚至让孩子安全感缺失，被压抑的东西会以另外的一种方式爆发出来。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生命他也需要被尊重，尤其是来自有亲密关系的大人基本的尊重。

孩子的幸福是什么？不是新衣服，不是新玩具，孩子的幸福是自由，按照孩子自己的想法去实践，认识这个世界。孩子玩水玩泥巴弄的满身泥水，不要制止他，让他尽情的去玩，有什么比孩子的快乐成长更重要的呢？衣服脏了可以洗，孩子尽兴玩耍的乐趣是无可复制和替代的。孩子在玩中获得的乐趣就是当时孩子的幸福，是金钱和物质都无法办到的，更不是说教能灌输的。

当然不是说大人放任孩子，不管不问，而是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空间的前提下，给孩子自由，去收获自由的快乐，自由的幸福。